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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发圈子|一起聊聊明朝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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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0-18 10:12:1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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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丝剥茧

黄仁宇的大历史观

     --《万历十五年》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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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1918年6月25日-2000年1月8日),美籍华人,教授、学者。黄仁宇1918年6月25日出生于湖南长沙、2000年1月8日病逝于纽约上州的医院中,享年82岁。

1936年黄仁宇考入南开大学理学院电机工程系。抗日战争爆发后,黄仁宇辍学参军,1940年自成都中央军校毕业后,任陆军第十四师排长及代理连长,1943年加入驻印远征军,任新一军上尉参谋。1946年赴美求学,获密歇根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师从余英时),以历史学家、中国历史史专家,大历史观的倡导者而为世人所知。著有《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汴京残梦》 等畅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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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1

万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而在中国,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在历史学家黄仁宇的眼中,其间的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而我们的大历史之旅,也自此开始……

“道”与“术”的距离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万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岁在丁亥。时为万历皇帝朱翊钧在位,大明王朝正处于承平日久的状态。然而作者黄仁宇先生却在这一年的诸多事件中敏锐的察觉到了大明王朝潜藏的威胁。

笔者也曾拜读过黄先生的其它书籍,如奠定先生学术地位的《中国大历史》,也对“大历史观”有浅显的理解,其基本的观点是以宏大且全面的历史建构来解释历史。但《万历十五年》却是以一个小切入点来看待宏大的历史,并且在我看来成为了先生的最高杰作。

万历皇帝此时二十四岁,仍是个热血青年,两位皇太后从小的悉心教导和首辅张居正的时时进谏使这位青年皇帝一心想做一个修齐治平的贤明君主。事实上他也是这样做的。1585年,即万历十三年,北京一带亢旱,时年二十二岁的万历皇帝亲自草拟祭天祈雨方案,并放弃车辇,坚持步行十里路祈雨。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出行万历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净街,而是允许百姓们有一睹龙颜的机会。联想到万历以后将二十年不上朝,连最亲近的老师,同时也是首辅的申时行都坚持不见,这不能不算是一个大反转。

万历从关心民瘼到懒政怠政,来自于他对首辅乃至对全体官僚的失望和对现行文官制度的厌倦。他的第一个首辅张居正,既为他的人生导师也是他的臣子。张居正以儒雅风范示人,在万历冲龄之时,他的不苟言笑,他的一语中的,都给小万历留下了深刻印象。作为臣子,他处理政事的能力也深深让万历折服。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被万历尊称为“张先生”的首辅,却在政治斗争中被揭发出结党营私,收受贿赂,培植私人,并在被抄家后搜出了令人咋舌的财产。这一切都给万历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毕竟张居正是自己的精神支柱,一夕土崩瓦解,对万历的伤害可想而知。从此,他一直对他的臣子持怀疑态度,怀疑他们两面三刀,表里不一。因此,张居正之后的历任首辅均很少受到皇帝的接见和信任。第二个首辅申时行是一个温和的人,他实际上在政务并无大的建树,但却极有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作为一个循规蹈矩的文官,他并不具有像张居正那样的雷厉风行,但在那个后张居正时代,所有人都不希望再出现一个张居正和一个爆炸性的内阁。正是在这样一种大环境下,所有的政治活动被框死,申时行和他的内阁囿于局势,注定无法有大作为。

然而这样反倒出现了一种吊诡的局面:国家的政事需要一个雷厉风行的首辅,但事实上内阁迫于形势,不想也不能办事。这种局面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整个社会弥漫着不思进取,得过且过的风气。万历是个聪明人,他明白这种风气不可取,也有发奋图强的愿望,然而他仍然无法突破文官制度的桎梏。明代的文官制度已经相当成熟,虽然名义上仍是皇帝独揽大权,但事权已然分散。当年太祖时期的三千文官如今已发展为两万多人,他们分散在各个阶层,已然成为一个独立阶层。文官阶层以固化的流程和强大的惯性维持着国家的稳定。这也就解释了为何万历二十年不上朝却仍能保持国家正常运作。

万历曾有独揽事权的愿望,然而即使他想练练字,也会被张居正斥为是“末枝小节”;他想练练兵,甚至亲自统帅大内禁军,却被申时行劝谏“有失人君风度”,并被釜底抽薪,直接解散了禁军。苦闷的皇帝空有满腔热血,却被文官制度以道德规范所绑架,只能在深宫中和内侍们玩一玩丢银叶的游戏。长此以往,万历也明白了自己即使贵为天子,也无法突破这层限制,当时的文官制度已经臻于完善,他的权力只有在儒家道德规范允许范围内才是有效的。他可以罢免某一个官员,却不能罢免整个官僚阶层,这当然无法对局面作出有效改变。因此他懈怠了,他以不上朝,文官奏章留中来作为反抗方式,以此显示自己强烈的独立意识以及君主权威。

万历固然要对颓废的社会风气负责,对自己的懒政怠政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也是个可怜的人。由于一国之主的身份,他不仅需要承担各种繁重的事务,甚至不允许拥有属于自己的爱好和爱情。他一生都想做自己的主宰,却又一生活在他人的阴影下。他是皇帝的同时也是个普通人,却被作为儒家的道德楷模来受到规则要求,他失去了作为一个人的幸福。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过大所造成的。

同理,我们熟悉的戚继光将军也是如此。作为将门虎子,他自幼希望从军报国。时势也确实给了他这个机会。1555年,他赴任浙江总兵主持抗倭大业,然而他却发现浙兵完全不堪用。卫所制的弊端暴露无遗。本朝地方防御主要依靠大大小小的卫所,但至万历年间,各卫所早已严重退化,几乎完全无法抵御外族侵略。基于此种情况,戚将军创立了自己的“戚家军”。与卫所兵不同,“戚家军”是一支募兵制的军队,募兵的军事素质自不待言,然而却必须有与之相匹配的后勤补给制度。于是矛盾便开始显现。卫所制的补给只能是短途的,机械的,并且在武器制造方面完全谈不上规制。“戚家军”是一支精锐的野战部队,这样粗糙而落后的补给制度完全无法满足需要。戚将军希望建成一支先进的军队,然而现实存在的制度却在事实上制约了他。先进的武器和封建制度二者相碰撞本身就会产生火花,而本朝的传统道德传统也限制了武器的传播和研发。另外,自永乐以来,重文轻武之思想已经形成并固化,武将手握一省之军权已是登峰造极,戚继光以武将身份任浙江总兵,职务上已不能有更大进步,然而不论是抗倭还是筑边,仅握一省军权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时任首辅的张居正才创造性的提出让戚继光担任“总理蓟州军务”一职,不出所料,大批文官强烈反对,甚至到最终要让万历来表态的地步。武官在此时即使想报效国家,也会因文官强烈反对而作罢。这不能不说是文武官的矛盾而误国。

申时行认为,无论是人还是社会,都会有阴阳两个方面,而重要的是如何找到这个阴阳的平衡点,才能成为“阴阳冲和谓之人”。万历既会步行为百姓求雨,也会有二十年不上朝的恶名。元敬既会为国尽忠,也会私下里给张居正送礼。所以说每个人的行为方式都有其两面性。

我亦同意这种观点。

历史人物之所以为大众铭记,在于他们能够洞察并把握局势为己所用。戚继光明白卫所制的弊端,并且清楚的明白不可能通过国家支持来发展,因此他自创了新战法和新武器、有了《绩效新书》。为了能够获得文官集团的支持,他也吟诗作文,于是就有了《止止堂集》,同时也结交到了诸如谭纶、胡宗宪乃至张居正这样手握实权的文官,而后者对戚继光的“戚家军”给予了相当大的帮助。

希望我们能够正确的看待“道”与“术”的关系,承认两者之间存在矛盾。但如何能在两者之间寻找平衡,如何能在现有的制度下最大限度的利用资源发展,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同时也要辩证地看待理想和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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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网络

文字:侯爽

排版:侯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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